基多拉（图片来源：豆瓣）在热映的《哥斯拉2》里，出现了三个怪兽：平头哥哥斯拉、扑棱蛾子魔斯拉，以及，大长虫，基多拉。
基多拉（图片来源：豆瓣）
三头、三尾的巨蛇，自然只存在于荧幕之中——实际上，一头、一尾已经够可怕了。根据统计，全世界范围内每过5分钟，便有50例蛇咬伤，其中有25位是被毒蛇咬伤，有4个因此落下终生残疾，最终会有1个人在毒液的侵蚀下失去性命。
波音737的载客量在200位左右。每5分钟死1个人，等于说毒蛇们每天都可以引发一场空难——无人能够生还。
蛇咬伤数据（原图出处：CNN）
除非，被蛇咬伤的人们能够及时得到抗蛇毒血清。
巴斯德：偶然的发现
抗蛇毒血清这个名字，可能有些陌生，不过，故事是从我们非常熟悉的地方开始的：英国医生爱德华·詹纳用牛痘预防天花。
在18世纪，天花是最致命的疾病。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会在半个月内去世；剩下的那些，或是遇到支气管感染，或是双目失明，能带着一脸麻子活下去已经是最好的结果。医生能做的事非常有限，除了种种不可靠的治疗方案之外，便是祈祷病人的免疫力足够强。
13岁那年，爱德华·詹纳（Edward Jenner）在布里斯托（Bristol，英格兰西南城市）附近的乡村学习药剂知识，偶然听到一位挤奶工显摆自己的脸蛋儿。
爱德华·詹纳（图片来源：nih.gov）
“我永远不会有麻子脸——因为我得过牛痘！“
詹纳不禁对此留了个心眼，不过他很忙，忙着学习，忙着研究地质、血液、鸟类，甚至是氢气球。一直到34年后，他才真正决定思考牛痘的作用。
牛痘同样可以让患者发热、长水疱，只是症状不如天花剧烈。1796年，詹纳找到一位挤奶工，把她手臂上的水疱划破，从中提取出液体，接着，将液体注射到一个小男孩身上。
詹纳的实验（图片来源：美国国家地理）
随后，小男孩果然出现了发热，症状也如同预料中一样轻微。等体温降下来之后，詹纳又给他注射了天花病患者的水疱液，结果，小男孩安然无恙。
换句话说，接种牛痘之后，他的免疫系统具备了对抗天花病毒的能力。
接种牛痘的办法，没有立刻被大众接受，甚至有人担心，这种陌生的手段“有伤天和”，会让人长出牛角。相比之下，有一群人不但接受了牛痘，而且据此大胆猜测：一切疾病都是由微生物引起的，而微生物并非铁板一块。牛痘和天花有“血缘关系”，致病能力却大不相同，用牛痘“锻炼”人体，人体便能对天花形成抵抗力。
他们，就是科学家。
一个世纪后，法国科学家路易斯·巴斯德（Louis Pasteur）决定利用这一点对付炭疽。
巴斯德（图片来源：腾讯网）
当时，炭疽是畜牧业的一大威胁。被炭疽杆菌感染的动物，往往突然发病、一两天后便死亡。尤其让人困惑的是，即使采取隔离措施，把发病动物拉走、埋起来，仍然不能阻断疾病的传播。
巴斯德在调查中发现：一方面，土壤里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物质可以引起炭疽病；另一方面，有些动物可以抵抗这些物质，它们在疫情区悠然吃草，却始终不会发病。即是说，炭疽和天花一样，都是由微生物引起的，也都存在研制疫苗的可能。
可惜，天花家族有牛痘这个不争气的后代，自然界的炭疽杆菌在致病力上却不相上下。
既然自然界中没有，那就想办法造一种出来！
说到巴斯德，很多人会想到巴氏消毒法。所谓巴氏消毒法，就是把生牛奶加热到60~90°C，杀死活菌，然后降温，如此一来，便可以大大延长牛奶的保存时间。为了找到致病力较弱的炭疽杆菌，巴斯德再次想到了温度。他在实验中发现，炭疽杆菌同样对温度很敏感：假如把温度维持在42℃左右，炭疽杆菌虽然能繁殖，但是新生的细菌致病力大减、几乎不会引起疾病。
炭疽杆菌（图片来源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）
借由这些致病力减弱的细菌，巴斯德成功研制出了炭疽疫苗，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论：疾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，而微生物繁殖，需要用到对应的营养物质，姑且称之为“神秘元素”好了。人体内的神秘元素有限，如果先接触到弱化版的微生物、神秘元素被耗尽，即使遇到正常版本的微生物，它们也没办法繁殖，人们也就不会患病。
北里柴三郎：不想搞预防的医生，不是好医生
砸场子的人很快就来了。
北里柴三郎，1853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，跟风靡网络的熊本熊是老乡。
熊本熊（图片来源：搜狐）
与多数医生不同，北里柴三郎对直接治疗疾病不感兴趣，反而更看重疾病的预防。当时的欧洲是微生物研究和疫苗研究的中心，这个中心又分为两派：一派在法国，以巴斯德为首；一派在德国，科赫是其宗师。1885年，受日本政府派遣，北里柴三郎拜入了科赫（Robert Koch）门下，开始了自己的传奇。
科赫交给北里柴三郎的第一个任务，是试着纯化培养破伤风杆菌。
科赫（图片来源：数苑网）
破伤风现在已经不太常见了，几十年前却还是很要命的疾病。农民在割草的时候，不小心割破手指，如果伤口太深、血流不止，便会下意识地堵住它。用什么堵呢？用泥巴。
泥巴里含有破伤风杆菌，而封堵伤口会制造一个无氧环境，无氧环境恰恰是破伤风杆菌喜欢的……
北理柴三郎面临的挑战正在这里：如何在实验室内创造一个无氧环境。以往的学者们认为，只能把破伤风杆菌和其他喜欢氧气的细菌一起培养，通过好氧菌吸收氧气，形成局部缺氧环境，但是这样一来，得到的菌液，便含有多种细菌，没有办法单独研究破伤风杆菌的性质。
不知道北里柴三郎有没有阅读过巴斯德的论文，可能牛人很容易想到一块去——他也想到了温度：首先，仍然是混合培养，然后，对培养皿进行加温，多数细菌不耐高温，破伤风杆菌却可以，这样，培养皿内就只剩下了破伤风杆菌。
北里柴三郎（图片来源：北里柴三郎纪念馆）
有了破伤风杆菌，便可以研究破伤风的性质。或许是做了太多纯化培养的实验，北里柴三郎对“纯粹”执念很深——培养皿里，除了细菌之外，还有液体，引起破伤风的，到底是细菌还是液体中的成分？
当时，恰好有学者发明了一种过滤网，网眼比细菌小。北里柴三郎用它对培养液进行过滤，结果，去除细菌后的物质，仍然可以让实验动物发病！接下来是最关键的地方，他发现，如果减少注射剂量、适当进行急救，会有一些实验动物存活，而这些动物的血液中，似乎含有什么特殊物质，可以抵抗对破伤风杆菌。
日本钞票上的北里柴三郎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北理柴三郎的发现可以总结为一句话：引起疾病的，未必是细菌，可能是细菌分泌的某些毒素。
北里柴三郎将血液中可以对抗细菌毒素的物质命名为抗毒素（antitoxin）之时，巴斯德的一个弟子，正忙着在越南建立实验室。
阿尔伯特·卡迈特（Albert Calmette），1863年出生于法国。他最初梦想成为一位水手，不幸的是，一场伤寒，使他变得不宜从事航海事业。不过，他很快想到了一个折衷的方案——不当水手，可以加入海军嘛，虽然军队也对体质有要求，但是军医的标准便低一些了。
就这样，卡迈特进了医学院，接着，加入了巴斯德门下。当时的欧洲正在努力扩张殖民地，也受到了殖民地的反噬——大量热带病随着船只进入欧洲，而欧洲的医生们不要说治疗，连了解都很有限。1891年，卡迈特受巴斯德之托，跑到越南，准备在“敌人”（热带疾病）的心脏，建立一个实验室。
然而，一件事打断了他。
当地爆发了一个小洪水，毒蛇在河水的驱使下溜进村庄，咬伤了40个人，其中4位很快便去世了。本着科学家的好奇心，卡迈特查阅了一下数据。不查不知道、一查吓一跳：在印度，每年有21000人被毒蛇咬死。
震惊之余，卡迈特决心研究蛇毒。
要研究蛇毒，得先有毒蛇。卡迈特从当地聘请了一位捕蛇人，让他为自己抓捕毒蛇，他自己则钻研毒蛇的毒液腺，设法获取纯净的毒液，接着，把毒液注射到实验动物体内，尽自己所能，进行救治。
在做了大量研究之后，卡迈特发现，氯化金有一定的抗蛇毒能力。于是他写了一篇论文，介绍自己的发现。然而，论文反响平平，甚至有些专家表示，”（论文）并不令人信服“。
由好奇心开始的冒险，慢慢变成了一场赌上个人信誉的战斗。正好在这个时候，卡迈特听说了抗毒素的研究。破伤风毒素是毒素，蛇毒也是毒素；既然用化学物质治疗蛇毒的效果不够理想，那么，能不能用化学物质弱化蛇毒、进而研发出抗蛇毒药物呢？
在实验了很多种物质之后，他发现，用次氯酸钠处理眼镜蛇的蛇毒，可以弱化其毒性。
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——他找来一群兔子，每隔8~10天给它们注射一次弱化的毒液，逐步地、缓慢地提高蛇毒的剂量，结果，小兔子们果然对蛇毒产生了抗性——哪怕一次注射35mg蛇毒，它们也安然无恙；接下来，卡迈特将实验兔子的血液抽取出来、注射到其他动物体内，实验显示，这样动物同样获取了对蛇毒的抵抗力。
当然，兔子毕竟太小，血液不够多，于是他试着用驴子、马生产血清。等到1896年的时候，他已经成为了抗蛇毒血清产业的领导者。
顺便一提，卡迈特还是卡介苗的研发者之一，这就是为什么卡介苗里有个卡字。
维多·巴西：最后的战役
卡迈特的研究再次验证了北里柴三郎的理论，免疫系统，不仅可以抵抗微生物，而且可以抵抗毒素。
不过，有人不满意。
维多·巴西（Vital Brazil），1865年出生于巴西，为了使他记住自己的故乡，他的父亲以“巴西”为他命名。
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孩子，他的出生肯定是个惊喜。可惜，惊喜很快消退，要活着就得“恰饭”。在维多后面，7个弟妹接连降生，他的父亲又经商失败。为了维持生计，父亲让他去读神学院，尽快成为一名神父。
维多却有不同的想法。他没有缴纳去神学院的学费，反而准备去读医学院。入学考试很顺利，可惜，医学院的学费比神学院贵很多。为了凑齐学费，不得已他做了一阵子教师。
坎坷的成长经历让维多有了学院派学者们没有的东西——对普罗大众的同情心。印度每年有数万人被毒蛇所杀，同处热带的巴西也不遑多让。为了帮助被毒蛇咬伤的人（通常是穷人），维多挤出不多的收入，建立了一个实验室。在那里，他做了两件事，一是研究蛇毒的性质，二是研究蛇毒的治疗。
在研究中，维多发现，蛇毒大致可以分为两类：一类是神经毒性，中了这种毒的小动物，表面上没什么事儿，接着，很快出现眼睑下垂，最终往往因为呼吸肌麻痹而死亡；另一类是血液毒性，中了这种毒的小动物，会出现明显的局部症状，水肿、水疱等，最后死于广泛的内脏出血。
另一个发现是，巴西传统上治疗蛇毒的草药压根没什么用。1896年，维多读到了卡迈特的研究，凭借着过人的直觉，他立刻意识到，卡迈特是对的。当然，直觉上觉得对是不够的，还要进行实验。在试验中，维多发现，卡迈特的血清，只对眼镜蛇有效，对于响尾蛇则没什么办法。
不同的蛇毒成分不同，应该分别研发血清。问题在于，他既不会抓蛇，也没那个时间……
智慧是他唯一拥有的东西。他设计了一种捕蛇陷阱分发给周围的农民，同时告诉他们，只要送来毒蛇，每六条就可以换一瓶能够救命的血清。一开始，没几个人愿意相信他，他建立在仓库里的实验室，整整一年只收到六只毒蛇；幸好事实是会说话的，维多显示出比其他医生更大的热情，他竭尽全力对被蛇咬伤的农民进行救治，甚至说服当地的铁路公司，免费运送血清。
很快，努力得到回报：周围的农民纷纷加入他的研究，每年送来的毒蛇多达数千条。利用这些毒蛇，维多不仅制作了多款血清，而且，发现了卡迈特方案的另一个不足——卡迈特制作的血清，固然可以对付蛇毒，但是很容易引起过敏。蛇毒是可怕的，过敏也不遑多让，同样有死亡风险。维多认为，抗蛇毒血清的有用成分，不在于血浆，而在于血液中的蛋白质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抗蛇毒免疫球蛋白。纯化后的蛋白质，不但可以对付蛇毒，而且过敏的风险大大减少。
由此，开启了第二代抗蛇毒血清的序幕。
结语
如今，抗蛇毒血清已经发展到第三代，毒蛇咬伤的死亡率，也从四分之一降到了百分之一以下。
当然，问题还是有——抗蛇毒血清不挣钱，愿意生产的厂家越来越少；有一些毒蛇仍然缺乏对应的血清；第三代血清仍然有一定的过敏概率，等等。
新的研制方案也在出现，学者们仍然在前进，扛着詹纳、巴斯德、北里柴三郎、卡迈特、维多的旗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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